80年代初灵台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简述

发布时间:2016-04-17 16:19 来源:平凉党史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农村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灵台县委、县政府也遵照中央、省、地有关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50年代初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在基本上确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当时,它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照搬苏联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步露出了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不分,经济管理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和各级政府机关,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僵化,基层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和活力;二是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推动经济的运行;三是公有制经济的形式过分单一,忽视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成份;四是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特别是1958至1978年期间,农村人民公社成为全国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和经营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这种体制,在某些方面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在“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口号影响下,批判农村的“资本主义”,割农民的“私有尾巴”。不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和养自留畜、自留羊;不许社员购买架子车,已买的也要折价归队;不许农民将国家派购任务后多余的农副产品自由上市交易;不许社员经营和务作自留地等现象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存在,这些现象在灵台县表现也比较突出,比如,独店、西屯、上良三个公社和朝那公社的部分大队,将社员自留地集体代耕;同时推广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将全县所有乡镇集日,一律改为十天一集,基本关闭了初级市场。在生产管理上,不顾实际可能,强调推行指令性的统一计划,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在劳动管理上,强调大兵团作战,以大队甚至以公社为单位组织“大会战”,群众叫“走路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计酬方法上推行“标兵工分”制。在收益分配上实行基本劳动日、基本肥料保基本口粮的“两基本保一基本”的办法,出现了新的平均主义。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把人们绑在一起吃大锅饭,必然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病,使广大农民丧失信心和劳动兴趣,积极性长期得不到发挥,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三十年了,但截止197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74元,灵台县社员人均分配收入也仅只有61元。这种农村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农民生活艰苦的局面,导致农民对于体制改革的要求愈来愈迫切,从长远考虑,我国要发展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途径和见效最快的途径就是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 

    

  二. 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的经过 

    

  1.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推行 

  1978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为了迅速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必须着重在最近两三年内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进行包括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广大农民群众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突破人民公社原有的经营管理制度,家庭联产承包等种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从此,我国开始用经济的方法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逐步放宽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农业生产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灵台县也和全国、全省及平凉地区其它农村一样开始实施了改革,主要是全面建立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变自人民公社化以来形成的干活“一窝蜂”,分配“一拉平”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管理体制。1979年,全县有36个生产队搞了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因思想和领导问题,到年终决算巩固下来的有20多个队。随后,甘肃省委、省政府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农村普遍建立生产责任制,切实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1980年,灵台县逐步开始推行和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经历了一个等待、动摇、推开的过程。推行的主要方法是以组作业、联产计酬到家庭承包、大包干到户。 

  1980年初,县委、县革委传达了平凉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精神,举办了全县经营管理干部训练班,召开了公社书记会,传授了四川、安徽经验,逐步提高了全县干部群众的认识,推行生产责任制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良好的开端。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上,县委要求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全县主要推行以生产队为基础,划组作业,以组为单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对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单庄独户搞包山组、包山户。对拖拉机、林场、菜园、果园、农科站、农副产品加工等专业性的生产项目,实行专组专人、包产包值、超产奖励、减产扣罚的办法。不划分作业组、不搞联系产量计酬责任制的队,搞部分作物定产到田,责任到劳、以产计酬或超产奖励的办法。同时,对少数生产条件较好、干部管理水平较高、生产连续上升的队,群众暂时不愿搞联产责任制的,允许继续搞好定额管理、小段包工等责任制。 

  1980年7月26日,甘肃省就有关生产责任制问题在天水地区召开了会议,8月16日平凉地区又接着召开了县、公社书记、主任汇报会,灵台县委、县革委积极落实会议精神,安排由县委、县革委6名负责同志带队,分三片对全县各社队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工作进行了检查。随后又召开了常委会和下乡工作组长座谈会进行了专门讨论,提出首先在“三靠队”(贫穷队)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具体方法步骤是:一是认真学习,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切实解决好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对各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摸清底子,掌握情况,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三是组织力量,选点试办,培训骨干,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四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通过包产到户的推行,全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男女老少都劳动,农家户户无闲人,爱畜如子,种地“绣花”的良好景象。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随后,中央又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广过程中不断完善,“包干到户”这一新的形式也迅速得到普及。灵台也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清除极左路线的影响,从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初步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特别是尊重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改进劳动计酬方法,初步纠正了生产指挥上的主观主义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年底,全县共划给社员自留地132376亩,比原有自留地增加84%,人均6分9厘,划给社员饲料地15255亩,户均4分3厘,两项共147631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5.4%,划给社员林草地9982亩。社员私养大家畜3221头、羊16709只,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106%和136%。恢复了12个城镇传统集市,上市品种不断增加,市场商品成交额达425万元。分配形式上实行口粮按劳分配加照顾的有1069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75.8%,比1979年增加2倍多。在放宽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县委、县革委还重点抓了农业责任制的建立和推行工作。经过思想准备、初步推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使全县所有生产队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年底,全县1457个生产队中,实际以队作业、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有490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3.6%;分组作业、包干到户的有536个,占生产队总数的36.8%,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有18个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2%。另外,有18个生产队建立了18个包山组,有5个生产队建立了5个包山户。这些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都程度不同的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改变了过去那种长期以来经营管理混乱、窝工浪费、计酬搞平均,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经营管理以户为主、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方式,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2.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稳定、完善和提高 

  1981年2月中旬,县委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了1980年以来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教训,提出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群众最欢迎,符合灵台实际,适应全县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新思路,要求全县干部群众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搞包干到户,至此,在全县打开了推行包干到户责任的新局面。 

  1981年5月,县委制定印发了《灵台县包干到户若干问题处理条例》,随后又制订了七条修改、补充规定,较为妥善地处理了统与包、放与收、实与框、灵活多样与坚持方向几个关健,同时,安排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的负责同志下到社队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9名常委中有5名亲自撰写了调查报告。公社干部也搞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县委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11月5日,县委、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健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安排意见》,提出了从11月上旬开始,利用两个月时间健全完善生产责任制,解决包干到户后和各种遗留问题的三步走意见:第一步,公社、大队、生产队逐级开好干部、群众会,学文件、讲政策,说明来意、交待任务、发动群众。第二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吃透下情,处理好各种具体问题。第三步,建好大队、生产队两级领导班子,制订以干部岗位责任制、经济合同制、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管理制度。随后,县委抽调县社470多名干部组成宣讲《决议》、进一步健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组,深入到大队、生产队,分期分批认真抓了全县各生产队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健全完善工作。工作组协助基层干部,在宣讲《决议》、统一认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领导班子涣散软弱状态,纠正各种错误倾向,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处理了包干到户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在工作过程中,鉴于工作量大,又为了不违农时,工作组采取了先粗后细、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先将土地、耕畜、农具三大生产资料划拨固定到承包户,以利于生产正常进行;第二步,处理其它具体问题,签订经济合同。对土地的管理、使用、牲畜、羊只的合理搭配,集体财物清理登记及小件农具折价处理,储备粮的管理、使用,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提留,大队干部的编制和报酬,逐队进行了认真妥善的处理。据统计,全县共清理收回变革过程中部分干部、群众抢占的集体财物23369件,价值90434元;清理出社员乱砍滥伐集体树木4130棵,椽材10323根,价值54899元,收回树木1144棵,椽4459根,折价款44359元,罚款9033元;清查出社员抢修庄基63处,乱修庄基13处,扩展庄基1473处,共计多占耕地455.4亩,收回耕地430亩,罚款4931元。通过整顿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大队干部由原来960人减少到752人,生产队干部由原来5491人减少到4327人,两级共减少1372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21.3%。 

  在抓紧处理包干到户遗留问题的同时,组织农牧、农机、林业、水利、社队企业、卫生、供销等业务主管部门,按照业务隶属关系及各自工作性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方案,狠抓基层责任制的建立与落实,使包干到户责任制与各专业承包责任制同步进行,互相促进。1981年全县建立专业责任制的情况是:大队科研站实存5个,全部承包到人;林业单位194个(县办林场2个,苗圃2个,公社林场16个,大队林场174个),建立各种责任制的111个,占57%;水利工程939处,能继续发挥效益的421处,全部建立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大中型拖拉机221台,能够继续使用的115台,手扶拖拉机610台,能使用的524台,建立了责任制的531台(大中型121台,手扶410台),占78.7%,各种农副产品加工机械1630台(件),能使用的1398台(件),建立责任制的1157台(件),占83%;公社农具社14个,综合厂3个,有6个社和2个厂建立了包干到组(人)责任制,占47%;代购代销店185个,有164个承包到人经营,占88.6%;大队合作医疗站220个,有194个实行了承包经营,占88.2%。在此基础上,与全县1457个生产队全部签订了包干到户经济合同。止年底,有1195个生产队按照合同规定,交纳了公购粮和油料任务,上缴了各项提成,占到了包干到户生产队总数的82%。 

  在健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县委、县政府继续认真地落实了林业政策、多种经营政策、农村集市贸易政策、粮油收购政策、农村建房政策等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给社员增划了三荒地、饲料地,进一步调整了价格、税收、信贷、农副产品收购等政策和农业内部的结构。同时,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县委、县政府根据普遍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和要求(一是包干到户的社队,要巩固发展集体的多种经营,克服撒手不管的现象,防止乘机分掉和损坏集体多种经营;二是对不宜统一经营的集体多种经营项目,积极推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三是允许组织联户经营的联合体和个体工商户,从事社会需要的工副业生产和服务项目;四是增划“三荒”造林地,为社员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创造条件;五是组织各行各业从经济上、物质上积极扶持集体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使全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活力,农村社队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也得到较快发展。到1981年底,全县16个农村人民公社,226个生产大队,1457个生产队中,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林牧场、农业机械、水利工程、医疗站、双代店、社队企业也都基本上专业承包到劳、到户、到组,联产计酬。 

  1982年,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同时,也指出: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和省、地委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要求,县委抽调了15名干部,由县委书记崔树森带队,从8月10日开始,利用一个月时间,在胜利公社郭家老庄大队开展了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县、社两级抽调452名脱产干部和职工,编成123个工作组,由县社领导带队,分两批在全县开展了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整顿基层党组织,健全、完善、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通过学习宣传文件,继续解决了干部群众误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和群众怕变、干部怕右的错误认识;教育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了以土地管理为主的“统”与“分”关系;继续解决了财务档案不健全和新出现的具体情况;继续补充、完善了经济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整顿了基层党组织;重视抓了扶贫工作,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至此,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在稳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趋于完善和提高。 

    

  三、完善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恢复基层人民政权 

  (人民公社的废除) 

    

  随着农村经济经营形式的改革以及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人民公社原有的一系列经济职能开始分散,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需要。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家庭承包经营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在1979年8月四川省广汉县实行人民公社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吉林、河北、浙江、广东、辽宁、安徽等省也进行了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宪法修改草案》中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问题的通知,指示各地切实做好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宣传和改建工作。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中提出人民公社要政社分开,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进入展开阶段。随后,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领会精神,统一认识,加强纪律性,在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中,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生产和建设各项事业继续发展,为全面开展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灵台县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省、地有关文件精神,从 1983年3月上旬开始,利用两个月时间,由点到面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改公社为乡。按照党政分家、政企分开的原则,将全县16个农村人民公社统改为乡,在乡党委的领导下,建立乡人民政府,乡级经济组织设立乡经委,专门负责管理和协调经济建设工作。同时,改建了乡人民武装部。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机械服务站、林业水保站、畜牧兽医站,均隶属于乡经委。二是改大队为村。将原来的262个大队改为227个村,村除设党支部、村委会外,还设有农业生产合作联社,村合作联社由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组成,联社主任一般由村委会主任兼任,负责协调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商品生产等有关事宜。三是改生产队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1457个生产队改建为145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设社长、会计、出纳各一人。四是改干部委任制为选举制或聘任制。乡村的党、政、企三套领导班子一律实行民主选举产生,一些乡的经委会副主任、各站负责人,采取推选和择优招聘相结合的办法产生。五是改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制度。乡、镇政府的设立,为农村经济改革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乡村合作组织取代人民公社组织形式,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至此,灵台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四、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发展多种经营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灵台县在学习贯彻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五项具体措施:一是进一步放宽政策。全县在原提出的十二条放宽农村经济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又讨论提出了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四条具体规定,鼓励、支持农民群众积极进行开发性承包,积极务工经商,对农副产品实行多渠道开放性经营。二是大力扶持“两户一体” (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经济联合体)的发展。三是集中力量大抓农村商品生产。全县抽调4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由县、乡领导带队,利用一个半月时间,深入到各乡、村、社,进一步宣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帮助修订和落实农、林、牧、副各业发展商品生产的具体规划,增强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的信心。四是狠抓乡镇企业的整顿、改革和技术创新,同时,积极开辟门路兴办新的企业。至此,全县农村经济已从单一抓粮食向综合经营全面发展。有的地方还由专业户发展到形成专业村、专业社,促进区域经济的合理发展。年底,全县各类专业户、重点户达到6096户,占总农户的16.5%,各种经济联营体102个,专业村10个,专业社39个;乡、村两级企业发展到262个,从业人员1587名,分别比1983年增长32.9%和32.5%。在此基础上,灵台县继续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生产责任制,延长承包合同期限,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生产效益。并把承包责任扩展到国营和集体经营的林业、牧业、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以及科技等领域。实行农村第二步改革,切实调整三大结构:即处理好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调整好种植业内部的经济结构;处理好农、林、牧各业的关系,调整好大农业内部的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调整好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加强农村“两通”(流通领域、农村交通)建设,从生产资料供应、产品销售、科技、运输、信息、信用贷款等方面为农民做好产前产后服务。积极鼓励扶持发展农村“两户一体”,推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想指导下,广大农民自觉调整产业结构,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开展横向联系,实行集约经营,有效地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由封闭转入开放,由自给半自给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1984年底,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484.25元,比1983年增长8.8%;其中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4983.65元,工业总产值达到500.6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4%和12.5%。粮食总产达到72803.4吨,人均727斤,全县大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五、对80年代初灵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 

    

    灵台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全县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对于80年代初灵台农业迅速走出困境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它在改变全县农村经济格局的同时,奠定了经济发展和后续改革的基础,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为全县农民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灵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在全县建立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它的创立,最大限度的调动了农民的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通过承包关系,恰当地把集体和个人两方面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消除了人民公社体制中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两大弊端,扩大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将全县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总而言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是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最适合我国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土地经营方式,既符合全国农村实际,也符合灵台农村实际,且最受农民的欢迎,它不但能够最有效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能适应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经营,还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应继续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