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事变

发布时间:2016-04-17 16:23 来源:《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

   东北军西调陕甘后,兰州、平凉是其主要驻地之一。平凉地处陕甘大道咽喉处,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1936年秋,正当三大主力红军汇聚西北、准备会师甘肃会宁地区之际,蒋介石急调国民党部队16个师23个旅的兵力,在陕甘宁三省布防,堵截红军。东北军王以哲部的六十七军及直属卫队师一0五师的两个旅,从延安、洛川等地调防平凉。平凉地区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部队拦截红军北上会师,阻挡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但张学良此时已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这个前沿阵地就成为东北军与红军就近联系的据点之一。驻防平凉的东北军与陕甘边区的红军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关系。张学良也有意把平凉建立成抗日后方基地,将其主力布防于平(凉)固(原)一线。还把大批武器弹药和钱财陆续从平津、武汉、上海转移到西安和平凉地区。并在平凉城西北角购置了大片土地和住宅地,准备在这里安家,修建飞机场。期间,张学良多次乘飞机来平凉,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等商谈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的事宜,以巩固平凉这块后方基地。张学良曾对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将领讲,“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要保存东北,只有依靠共产党。”[1],他要求王以哲等人要与西北红军保持秘密联络,处好相邻关系。

   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将领早就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表示不满。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邀请在西安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一同乘飞机到达平凉,视察东北军驻防平凉的直属卫队师一0五师。在会唔中,张学良、邓宝珊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危亡的担忧,表示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感。在甘肃省第二区(平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范朴斋的陪同下,张、邓二人视察了省立第二中学(平凉一中)、省立第七师范(平凉师范)、平凉女子师范和公署机关,并对三校师生发表了演讲。张学良痛陈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内蒙的罪行,号召青年学生要参加抗日活动。当他听到有人指责他为“不抵抗将军”时,痛心疾首地表示要做抗日先锋,率部打回老家去,为负难烈士和家乡父老乡亲报仇雪恨。张学良的演讲赢得了三校师生的热烈掌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我们不做亡国奴!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口号此起彼伏。邓宝珊在演讲中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优秀的民族,中华儿女有着传统的爱国思想。我们要积极地行动起来,做一些支援抗日、救亡图存的工作。他最后疾呼,武将不怕流血!文士何惧出汗!大家都要为抗日出力! 

  为了进一步做好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巩固东北军在平凉的后方基地,达到联手“逼蒋抗日”的目的,红军和设在西安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先后派出徐明,张苏平、刘培植、冯启贤等一批中共党员来平凉,做东北军驻平凉部队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六十七军中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徐明和军长王以哲密切配合,与红军和中共中央保持经常性的秘密联络。中共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取得成效后,东北军也从多方面对红军给予帮助。红军三大主力在向静宁、会宁地区运动时东北军就提供了一定保障。在这期间,王以哲部与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及红军西征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保持通电联系,及时通报东北军所掌握的有关军事行动和计划,还提供一批物资援助红军。红二方面军到达天水以南地区后,王以哲指派徐明等人以六十七军代表身份去红二方面军进行联络,并带去了棉衣等御寒慰问品。为发动平凉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政工人员一起,深入平凉各机关、学校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并组织成立了平凉各族各界援绥抗日后援会,发动群众募捐了大量衣物、日用品和现金,支援绥远抗战前线。 

  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在西北形成后,平凉因与陕甘宁苏区毗邻,其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张学良的一些活动是穿插在西安、平凉、兰州及陕甘苏区之间进行的。张学良对驻扎于平凉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极为信任,与中共来往的一些电报都是通过该军军部电台接转。双十二二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为谏蒋成功,不得不对部队进行必要的部署,加强了驻防陕甘部队的调动安排,密切了与东北军各军军长之间的联系。期间,张学良多次夜飞平凉,秘密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商议劝谏事宜和应对措施。 

  11月下旬,张学良将军乘飞机抵兰州与于学忠晤面后又让于学忠与他一起转飞平凉,在平凉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密商谏蒋步骤。平凉会议极其保密,参加会议的除张学良将军及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高福源、唐君尧等几位心腹外,西北军只有十七路军的杨虎城将军一人。在会上,张学良谈了蒋介石“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他曾多次劝谏蒋介石,要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均无效果,因而他准备在西安向蒋先生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张学良说,蒋介石要他速赴“剿共”前线,他之所以迟迟一个多月没到指定位置,实在是由于内心不愿意“剿共”,并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谁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在三个办法中选一个: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够改变他的主张;第三,蒋委员长若还拒绝,只有不得已而实行兵谏。采取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已采取的行动,在实行过程中,我是用尽心机,也可说唇干舌燥。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火气太盛,听不进去。如果第一、二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与会的人对张学良说的三种办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后,一致同意张的兵谏主张。因此,平凉秘密会议可看成“西安事变”的预备会。[2]正因为平凉已成为西安事变的实际策源地,因此当西安事变的枪声响起时,同步进行的有平凉事变和兰州事变。 

  西安事变前夕,在平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刘多荃、唐君尧、何柱国等到西安等待蒋介石召见。张学良为做好兵谏准备,急调驻防平凉的卫队师一0五师开赴西安驻防。平凉的军事工作由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代任军长主持。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同时,与之相呼应的平凉事变也爆发,平凉城区被全部戒严。当晚,驻平城防卫队一0七师代师长金魁壁下令,解除了驻东大街火神庙和中山桥北极营两处国民党宪兵武装,宪兵连长上官豆朝等80余人被扣押。同时,由平凉专员兼平凉县县长的刘兴沛发布命令,派人到平凉监狱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14日,张学良派出飞机在平凉上空盘旋,撒下一批有关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以及西安事变经过的传单,安抚驻平部队和地方民心。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西北抗日联军总部政治部名义派出宣传大队来平凉,由共产党员赵天野任大队长兼总支书记,下设3个宣传中队,分驻所属各师部。东北军中的中共党组织在平凉迅速成立了以刘兴沛为首的地方人民委员会,以维持平凉地方政权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并成立了平凉工人救国会和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平凉民众中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3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宣传演讲,书写标语。19日,平凉各族各界在商场(今人民广场)举行重大集会,宣读了张、杨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宣传队代表在大会上讲话,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逼蒋抗日”的必要性、重要性。为掌握宣传阵地,地方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新陇日报》改版为《人民日报》,由西北抗日联军总部政工人员王岐山任社长,平中进步教员李志奎、六十七军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冯启贤等任编辑。报纸于1937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连出多期,突出地宣传了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等。驻扎在泾川、隆德的东北军骑兵第七团还要求红军教导师派干部任该部教官,进一步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张学良在向中共方面通报情况时也说到西安、平凉、兰州方面的准备工作,告知,各种物资金钱和武器弹药坚持几个月不成问题。 

  为了阻止国民党进攻西安,中共中央派出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二军,驻防平凉、崇信、华亭、泾川、灵台等地,协助东北军防务,成为西安的安全屏障。红军在当地民众中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平凉及周边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 

   

    [1] 何柱国回忆《张学良将军》,载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86页。 

    [2]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访录,著名军事专家,现居美国纽约的王书君著述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