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会师“界石铺中心基点”的形成及作用

发布时间:2017-01-06 12:09 来源:平凉党史

   一、“界石铺中心基点”的提出

  静宁界石铺,是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1935年10月长征经过的地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曾在这里居住休整。界石铺又是1936年10月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中心基点”。  

  “中心基点”的提出,最早见于1936年9月13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滞阻胡宗南西进”,给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二方面军负责人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随二方面军长征)的行动部署电文:“……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1】”。 

  1936年9月15日,毛、周、彭再次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领导人:“……四方面军宜在5至7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2】”。 

  1936年9月17日,毛、周、彭致电朱德、张国焘务须在二、三日内进占界石铺地区:“胡宗南以进占界石铺为目的,现界石铺东之高家堡,仅有(敌)骑兵1连,已派小部游击掩护胡宗南到界石铺。我第一师已到界石铺,现在静、会北端之单家集。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3】”。 

  1936年9月17日,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聂荣臻:“界石铺既无敌,一师应以一个团附骑兵一部在明日确实占领之,并向东南游击,以待四方面军来接替。否则胡宗南先占该地大为不利。另派一部直达隆德、静宁道上扰乱【4】”。  

  同日,为阻滞胡宗南部西进,毛泽东再次指示彭德怀:“胡宗南部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进,甚速。已连电朱张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路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5】”。  

  1936年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安排静会战役时致电徐向前、周纯全:“……九军、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九军首长孙(玉清)、陈(海松)指挥,以速击静宁方向之敌,相机占领静宁为目的。九十三师22日前集中通渭,先以两团以上兵力占领界石铺,以小部向静宁及以东游击。……八十九师同日撤收两团集中武山附近,待命经通渭至界石铺。九军二十五、二十七两师、军直19日由大草滩直开通渭,约25、26日集界石铺。海松所部解旧城围后约1日到界石铺……【6】”。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安排打击胡(宗南)敌部署时致电彭德怀:“两次电达朱、张,要其速占界石铺大道,尚未得复。……将来进攻宁夏,一方面军只能从盐池、豫旺、同心城分路前进,而以同心城以西划为四方面军之作战线,故后路保持甚为重要【7】”。 

  1936年9月19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央:“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24、25日到界石铺,大部(队)月底到达。请大动员并选择最快与适宜地点同你们会见,商决一切……【8】”。  

  1936年9月20为配合红二、四方面军阻击胡敌,彭德怀致电聂荣臻:“胡宗南西进甚速,目的在控制定、会、静段,隔断红军会合,隔断东北军联络。…… 我一师控制界石铺,我四方面军主力应迅速占领界石铺之线。在静、会公路夹击胡敌,应以四方面军为主,我们只能抽一两师协助……【9】”。  

  1936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致电彭德怀、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定北上,先头两团二十二日集中通渭,二十四日到界石铺,全部月底集中静会线,为使其达到共同目的起见,在目前时期宜划分作战线。为避免双方下级指挥员不相接触适宜,聂应指导界石铺部队作适当处置,仅团级干部以讲和态度与接防部队首长接洽,接防后归还主力,绝对禁止任何一方人员自傲与不友爱举动 ……【10】”。     

   1936年9月22日,彭德怀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文后,对红一军团行动作了如下部署:“四方面军到达界石铺后,第一师应在会宁、界石铺、静宁以北,郑旗堡、海原、打拉池以南,放手散开筹款、扩红……【11】”。   

   在闻讯张国焘动摇北上方针、率军西进后,毛泽东1936年9月24日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接朱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对外守秘)。为使胡敌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一军团指挥,增加(强)界石铺并分兵至隆静道游击至要【12】”。   

   1936年9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但目前阻止胡敌西进仍属重要,十三团已否归还第一师?如未,宜先派(部队)去加强之,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13】”。 

  经过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朱德等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斗争,张国焘放弃西进北上。1936年9月27日,毛、周、彭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14】”。 

   1936年9月27日中革军委令四方面军:“……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一师出瓦(亭)、隆(德)、静(宁)、界(石铺)线策应……【15】”。 

  1936年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为执行中央北上会合指示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26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16】”。  

  1936年9月28日,朱德、张国焘制定《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我一方面军南路军主力已进至单家集、界石铺附近地区,并向秦安、通渭前进中;……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间之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第三十军在界石铺附近接通一方面军……【17】”。 

   1936年9月28日,为策应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朱张来电: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10月4日可到通渭,8日到界石铺。……我军有策应四方面军北上之任务……【18】”  

   1936年9月29日,朱德、张国焘等回复中央电:“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三十一军为二纵,于5日前进占通渭并派队向界石铺接通一方面军……【19】”。 

   1936年9月29日,中革军委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一师仍在隆、静以北之线,一个团在界石铺。我二师30日从固原北部出动,……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策应二、四方面军……【20】”。  

  1936年10月3日,毛、周、彭致电四方面军朱、张、徐、陈:“会宁城已为我西路支队占领,从此,静宁、定西两城以外,以界石铺、会宁城为中心的大道已控制在我手中。兄处除以一部接替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21】”。 

  1936年10月3日,朱德、张国焘等关于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致电中央建议:“……四方面军于10号全集会宁、界石铺一带,并准备先以一个军速抢渡。一方面军主力从海原、固原、同心城地域准备先率军即刻渡河【22】”。     

  1936年10月6日,中央对渭水以北的三个方面军集中部署:“……拟四方面军主力仍在通渭、马营、陇西川、会宁、界石(铺)地区,一个军相机攻占靖远,布置从靖远以北至中卫段渡河事宜;二方面军拟从通渭再转进至通渭、静宁、隆德、庄浪之间;一方面军之一、二两师则将会宁、界石(铺)防务交给四方面军后,转至隆、静大道以北固原以南地区……【23】”。 

   1936年10月10日,毛、周致电二、四方面军:“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迫近秦安游击,迟滞胡、王,马营部队迟滞毛敌,掩护二方面军提前北进。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靖远、静宁、固原、隆德之间。【24】”。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关于十月份作战纲领致电朱德、张国焘:“……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25】”。 

    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关于一、二、四方面军部署意见致电中革军委:“……胡敌主力向界石铺及其以南地区推进,……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20日以前在我手中。……五军、三十一军在界石铺、通渭、马营、宁远店之线牵制前进之敌;三十一军主力应位置于青家(江)驿、界石铺之线,……目前九军即开一个师靠近界石铺、俟二方面军通过后,由三十一军派两团兵力接替界石铺任务,限21日接防完毕【26】”。 

  从以上的中央指示、命令,中革军委与方面军领导人的往来电文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部署三大主力会师时,始终“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在上述26份指令、指示、战役计划中,50次提到界石铺,并用“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 、“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 “要其速占界石铺大道”、,“应迅速占领界石铺”、“控制界石铺”、 “确占界石铺” 、“增加(强)界石铺”、“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以界石铺、会宁城为中心的大道控制在我手中”等词句,足以显示中央对界石铺中心基点的重视。 

  二、提出“界石铺中心基点”的依据 

  确定界石铺为三军大会师的“中心基点”,是中央和毛泽东等军委领导人综合判断界石铺所处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物资保障、敌军布防、群众基础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因素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从地理区位和周边自然环境看,界石铺地处静宁县城西向二十余公里的西兰公路交通要道上。北、南有高山环抱,东西地域开阔狭长,东北与静北地区的单家集、兴隆镇、平峰镇和隆德的将台堡、公易镇等地相联,西北则与会宁青江驿相邻,距会宁县城五十多公里,处于陕甘宁交通的咽喉地带。界石铺东有逶迤200余公里、纵跨宁夏甘肃陕西三省的六盘山天险,山脊海拔超过2500米,最高峰达2942米,西安至兰州的唯一公路——“西兰公路”经六重盘道才能到达顶峰,山路陡峭,狭险曲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界石铺西有绵延150多公里的华家岭屏障,境内沟谷纵横,岭梁交错,最高海拔2445米,西兰公路盘附其上,即是汽车行进,也需4-5小时的车程,是控制东西交汇的交通要塞。时境界石铺南至秦安、天水无公路可用,只有沿葫芦河步行,而九月间,正值甘肃中部雨季,葫芦河水位高涨,崎岖小道时被淹没,大部队推进极为困难。界石铺北至海原、靖远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势高亢,黄土梁茆起伏,纵横交错,大小沟壑密布,地形支离破碎,连羊肠小道都鲜见。红军占领、控制界石铺中心基点,切断西兰公路,就切断了国民党军队的东西调动、有线通信联络和后勤保障,使之东西难以相互照应、相互支持,陷于瘫痪。相反,梁茆起伏,沟壑纵横的丘陵沟壑区,有利于红军的集结和隐蔽活动,是红军机动灵活游击战术发挥的最佳场所,红军充分利用界石铺周边地区的地形地貌,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出击,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能掌握着主动权,使敌人首尾不应。如1936年9月30日驻扎在宁夏同心城的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在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带来下,利用地形地貌,绕过敌占海原县城,昼伏夜出,长途奔袭300多公里,10月2日凌晨突袭会宁县城,驻守会宁县城的国民党新一军十一旅的两个连和县保安大队猝不及防,只抵抗了一个小时便缴械投降。会宁县城被控制在了红军手中,为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27】 

  (二)从军队驻防物资保障条件看,界石铺及周边地区虽然具有陕北各县“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28】” 的特点,但这一区域是传统农牧区,土地面积宽广,人均占有耕地多,回民区牧业发达,粮食、肉食的供应“能够保障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29】”。民国十八年(1930年)西北大旱后,国民政府也实行了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加之连续三年的风调雨顺,农村存粮较为富足,能为红军驻防和会师提供物资保障。另外,界石铺、高家堡、单家集、青江驿,历史上就是通衢陕甘宁三省、人杂八方的商贾云集之地,1935年红军经过这里时,恪守商道,公平买卖,深受商贾拥护和爱戴。红军在这一地区会师,这些地方的商业会更加繁荣,粮食、牛羊、皮张、布匹等大宗商品的涌入,能满足红军军需物资的需求。 

  (三)从国民党各部队围剿红军的布防看,界石铺处于各辖区的衔接点,是国民党军队驻防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正是我们革命工作之顺利条件【30】”。红军三大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前夕,“于学忠部第一一八师扼守狄道(临洮),一一三师、一一四师集中兰州。毛炳文部主力仍在通安(陇西通安驿)、陇西、武山线;一部向漳县三岔前进。新一军(邓宝珊部)共四个团,计定西1个团,会宁2个团,兰州1个团。鲁大昌残部主力仍困守岷城……。 王均部第七师在天水、甘谷、关子镇线……。孙震部王铭章师主力已到武都、西固(舟曲)一带地区,后续部队仍在碧口附近。胡宗南所辖第一、四十三、二十五、九十七、七十八等5个师,其先头九十七、四十三两师大约已到宝鸡。张学良之一0七师已进至泾川,一0九师于22日到兴平,并向宝鸡前进中。马步芳部仍在临夏、和政附近,一部在黑错,防我西进【31】”。宁马(马鸿逵、马鸿宾)固守中宁以北,死保宁北,对宁南力不从心。由此可见,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在国民党军队各大防区的边缘。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名义上实现了统一,实际上各霸一方,不相统属。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亲任总司令督战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剿共:第一路军由朱绍良任总司令,王均任副总司令。下编5个纵队、一个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和新编第一军等,共12个师另7个旅;第二路军由于学忠任总司令,下编5个纵队、1个骑兵军、共14个师。意图四面出击,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但由于派系之争在国民党军内根深蒂固,矛盾重重,各自为“战”,根本不听统一指挥。嫡系看不起旁系和杂牌,作战时总让杂牌充当炮灰。杂牌则为自保,惜战怕战,避免消耗。宁马(马鸿逵、马鸿宾)、青马(马步芳、马步青)经营宁夏、青海多年,既防红军,又防蒋军(嫡系),担心蒋介石嫡系部队借剿共之名抢占地盘,将自己挤出老巢。所以,旁系、杂牌只求把红军赶出自己的防区,不求与红军硬攻死拼,“红军来了就闪开,他们去了不要追(张学良语)” ,尽量避免与红军接触摩擦,以免遭打击歼灭。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恰是各防区的衔接点。国民党嫡系、旁系、杂牌推诿扯皮的地方,即是国民党军队驻防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红军会师代价最小的选址。 

  另外,东北军对蒋介石把他们从河北抗日前线的刀锋前调来剿共极为不满,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抵触情绪,王一哲驻防平凉、何柱国骑兵军三师九团驻防静宁【32】,并未对红军造成实际威胁。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固原彭家庄与何柱国骑兵军六师代表汪镛还签订了停战协定:“不受命进攻红军,则不打枪;万一须敷衍命令的,不作杀伤的射击,不前进;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六师位置,以免误会;在可能及需要时,经过互相商议,可作友谊的退让,但以不违反抗日利益为准则【33】”。红军与东北军有时隔河驻军,身姿可见,表面上保持对峙状态,实际上互相达成默契,各守营地,互不打枪。即是“宁马”,在环县曲子镇、固原白杨河遭遇红军几次毁灭性打击后,受到教训,知道红军的厉害,不敢轻举妄动。因而驻防静宁县城的马鸿宾三十五师第三旅九团,在红军会师期间,迫于命令出动小股部队象征性的在祁家大山、兴隆镇骚扰红军,红军一击即溃,龟缩在静宁城内以求自保。“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击破敌人,取得重大胜利【34】”。 

  (四)从这一地区的群众基础和民族关系看,界石铺及周边地区是1935年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经过的地方,群众了解红军、拥护红军。红军宣传的革命真理,促进了这里人民的觉醒;红军执行的民族政策,消除了这里人民对共产党的误解和疑虑;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点燃了这里的燎原烈火。所以,红军三大主力在这里会师,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援助。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进驻界石铺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族聚居区时,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严格执行驻防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障回民信教自由,回族群众从红军的行为中真正感受到了共产党“回汉一家”、“回汉平等”的民族政策,渴望一个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民族歧视的政权到来。虽然界石铺以东北单家集等地“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他们“在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下,残酷的压迫和榨取,甘宁农村是在急剧的破坏,影响到回民日常的维持清教‘美德’之必须的生活,引起回民的极大不满、痛恨和抗争,……回民对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压榨是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的地步。红军去北上抗日先后经历甘肃的实际行动中,在回民中留下很深的影响和信仰,一般的知道党与苏维埃的民族自决的政策与主张。……在回民中增长着民族自觉的情绪,给我们争取和帮助回民的极有利的条件【35】”。 

   三、“界石铺中心基点”作用 

  (一)斩断东西交通要道,使东西之敌难以照应配合,极大的延缓了国民党各路围剿大军行进的速度,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赢得了时间。红军西征军主力在界石铺驻防42天,截断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东西交通大动脉40多天,界石铺成了阻挡敌人围剿会师红军的前哨阵地。1936年9月初,蒋介石发现红军在静会地区会师的意图后,从南方急调的胡宗南第一军、王钧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星夜兼程向西开拔,但因红一军团抢占界石铺,切断了西兰公路,“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西进)”【36】在宝鸡、汉中、天水间打转;于学忠五十一军、邓宝珊新一军东突阻滞于华家岭,在兰州、定西间停滞;王以哲六十七军和何柱国骑兵军因与红军私下媾和,踌躇不前,故意缓慢推进。“宁马”“青马”兵力有限,在红军的威慑下,不敢单兵独进。再者,切断西兰公路,也切断了西北五省间的有线电话传输和邮政通信驿站,电报传输因距离太远,时连时断。蒋介石只能采用飞机下达指令,但各部队无法联络“剿总”,全线指挥陷入混乱。直至10月23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后,国民党二十万“剿共”大军仍被阻滞在界石铺外围一线。红军主力向北进军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尾随其后,欲乘红军立足未稳、长途消耗、兵少将寡的机会,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但因彼此缺乏配合协作致胡宗南部陷入红军的伏击圈。山城堡一战,胡宗南主力丁德龙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二三四旅两个团被红军全歼,“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结束【37】”。 

  (二)扫除周边驻军和民团,发展壮大红色武装力量,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提供广阔空间。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组建后,即向宁南、陇中推进。9月上旬红十五军团南下占领静北地区,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占领了界石铺及周边地区。二师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出师隆静线,进入庄浪,直逼秦安、天水,使平凉、天水、秦安之敌不敢动作。红一军团占领界石铺后,在会宁至界石铺、界石铺至静宁、静宁至隆德等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迅速清剿国民党驻军和民团。9月16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固原七营歼灭骑兵军六师两个团大部,控制了固原之敌。9月20日,红军获悉静宁敌驻军偷袭兴隆镇,红一师师长陈赓率一师三团由界石铺奔赴兴隆镇,夜袭静宁县城,在樊(范)家沟打散国民党一个骑兵团,使敌军龟缩在静宁县城不敢轻举妄动。10月2日。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偷袭并攻下会宁县城;3日,国民党新一军十一旅旅长刘宝堂率兵“收复”县城,4日,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一师从界石铺疾驰会宁增援,与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一起,击溃刘宝堂部,控制会宁县城。 

  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红军积极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9月16日,在红一师特别支队主持下,中共静宁县委、静宁县苏维埃政府和静宁县游击队在单家集成立,之后“建立党支部4个,组建成立10个区、35个乡苏维埃政府”。“发展游击队员200多人,配发机枪4挺、步枪180支,在各区、乡建立了临时性的地方民兵武装,控制和稳定地方秩序【38】”。自此,以界石铺为中心的周边3000平方公里变为“红区”。1936年9月,中央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在静会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十师在余家寿、政委叶志道率领下与红一军团一师在界石铺会师,之后在青江驿与十五军团三师会师,揭开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序幕;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率部由界石铺到会宁县城迎接;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到达将台堡,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由界石铺前期到达将台堡迎接。在整个会师期间,界石铺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枢纽、纵横联络的通道。 

  (三)筹粮、筹物、筹款,为红军会师准备军需物资。1936年9月当红一方面军西征部队到达界石铺,10月二、四方面军长征至此时,界石铺已经是第二次过红军。界石铺及周边地区的人民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军队。有的为红军当向导、当翻译,主动配合红军完成了一些军事行动和通信任务;有的参加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有的帮助红军筹集粮食,甚至把家里的粮、油、肉、布匹、皮张送给红军;有的帮助红军腾房子、烧水、做饭、碾米、洗衣服、缝补子弹袋,给红军赶制军需品。红一军团一师进驻界石铺不久,政委杨勇听闻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有的到达通渭地区,急需联络。因消息不确切,通渭情况不明,红军战士均为南方口音,容易暴露身份。界石铺农民任太福自告奋勇去通渭送信。于是任太福带上杨勇政委的信,在通渭顺利地交给了四方面军首长。同时带回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等首长的复信。双方首长相互通报的各自行动情况和敌军布防情况,统一了下一步行动目标。1936年10月8日,红四军十师与红一军团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在界石铺、青江驿会师时,“界石铺区苏维埃政府将群众志愿筹集的粮食、面粉、猪羊肉,派人送到驻防青江驿的红四方面军十师师部【39】”。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红一方面军将久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等纷纷送来【40】”。10月1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到达老君坡时,前期从界石铺赶到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肖华率领红五团和师政治部宣传队及其后勤人员迎接。“我们送了大批毡子、羊皮作为见面礼,并为这支兄弟部队筹送粮草【41】”。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时,“红一师三团政委肖峰带领一个连将100只羊、50头猪、3000多双鞋、300套棉衣、500匹布、五万块现洋送到将台堡红二方面军供给部【42】”。10月23日,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我们以与贺、任、关、刘及二、六、三十二首长会面……。我们已慰劳两千羊只,二十余头牛,干口蜂糖及粮食数万斤,并抽背心百件袜子万双,慰劳伤病员。现在土豪三四十个及未硝好的羊皮数百件,羊毛二万斤,均移交他们,并送缝纫机三架【43】”。由于红军在饮食、住宿、军需补充等方面得到界石铺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援助,红军体力得以迅速恢复。界石铺及周边地区不仅是红军长征的终点站,而且是红军走向陕北、走向河西“接待站”、“加油站”。 

  (四)救助红军,扩大红军,保持红军战斗力。长征中的红军在军事上无后方依托的险恶环境中转移,特别是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屡历险境,数次往返雪山草地,迭遭强敌进攻,行进至静会地区时,大多数红军战士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羸弱不堪。“部队非常疲劳、体力差,病员很多【44】”。界石铺及周边地区的人民群众,主动、积极地收留照顾红军伤病员。他们忍饥挨饿,却腾出家里的热炕供红军居住养伤,拿出最好的食物给红军补充营养,采用民间各种验方给红军治疗伤病。许多伤病员在受到当地群众精心照料和治疗后重返部队,继续北上。重伤员无法前行的,被群众救护转移,躲过了国民党军阀对伤员的追捕和屠杀。不完全统计,静宁区域内收治200多名红军战士。流落在静宁生活的十多名【45】。60年后,徐向前元帅接见四方面军老战士时说:“那个地区的人民为我们红军会师和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要人、要物、要粮草都是地方政权筹捐的,那个地区的老百姓好得很呀!当时的军民关系亲如兄弟,真是一家人!”【46】 

  红一方面军西征部队占领界石铺后,还开展了扩红工作。“红三团在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先后吸收256人参加了红军队伍。红一团在界石铺等地扩大红军队伍中,也吸收了百余名志愿报名的农民青年参加红军。年仅12岁的余新元给地主放羊,当西征部队一师回民连到达界石铺时,他赶了地主200只羊交给红军,自告奋勇参加了红军【47】”。这些青年的参军,为红军增添了有生力量,红军在长征中的兵员消耗得到补充,战斗力得到保持。 

  界石铺作为红军三大主力静会地区会师的“中心之有利基点”,既在辖区实现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又确保了红军一、四方面军在会宁的会师、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的会师。既是大会师的前哨之地,又是大会师的后方基地;既是中央与方面军之间联络的枢纽,又是方面军之间纵横联络的通道。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界石铺及周边地区的人民,为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军会师留给界石铺及周边人民的不忘初心、坚守信仰、不怕牺牲、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将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注释: 

  1.《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著,1987年版,【1】第616页;【3】第616页,【7】第617页,【13】第624页,【31】第627页,【33】第740页,【36】第626页。【41】第402页。 

  2.《铁流汇陇原》,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0第一版,【2】第345页,【8】第353页,【27】第169页,【29】第211页,【30】第210页,【34】第210页,【35】第284页, 

  【37】第149页,【39】第131页,【46】第168页。 

  3.《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4】第184篇,【5】第183篇,【14】第190篇,【18】第191篇,【23】第202篇,【21】第197篇。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8第一版【6】第705页,【10】第711页,【12】第717页,【15】第728页,【16】第729页,【17】第734—736页,【19】第739页,【20】第740页,【22】第805页,【24】第753页,【25】第813、814页,【26】第821、822页,【28】第670页,【32】第741、809页。 

  5.《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65页【40】。 

  6.《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44页【9】。 

  7. 【11】《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解放军出版社。 

  8.《中国共产党静宁历史》静宁县党史办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0版,【38】第29页;【45】第33页。 

  9.《中国共产党平凉历史》平凉党史研究生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7第1版,第132页【42】。 

  10.《西吉文史》政协西吉文史委员会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43】第84页;【44】第83页。

(作者:李忠良,静宁县委党校高级讲师;雷秋明,平凉市委爱彩娱乐平台党史研究室主任)